“舟游”，是最具美學意義的出行方式之一。古往今來，記載描繪舟游之事的文學、藝術作品燦若星河。張孝祥《念奴嬌·過洞庭》寫中秋游洞庭：“玉界瓊田三萬頃，著我扁舟一葉。素月分輝，銀河共影，表里俱澄澈。”洞庭湖煙波萬頃、澄澈空明的意境，令人嘆賞，作者“盡挹西江，細斟北斗，萬象為賓客”的豪情，叫人擊節(jié)。蘇軾的前后《赤壁賦》也是記載舟游之事的名篇，無論“江流有聲，斷岸千尺；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”的景致，“縱一葦之所如，凌萬頃之茫然”的灑脫，還是江上清風、山間明月，皆“造物者之無盡藏也，而吾與子之所共適”的曠然，都叫后世讀者悠然向往。李清照詞《如夢令》中“興盡晚回舟，誤入藕花深處。爭渡，爭渡，驚起一灘鷗鷺”的描寫，則洋溢著輕松明快的氣息，妙齡女子的鶯聲與笑渦，仿佛可以透過紙面?zhèn)鬟f出來。書畫大師們則擅于從變幻的山水中汲取靈感，夏圭的《風雨行舟圖》、沈周的《水鄉(xiāng)泛舟圖》、趙伯駒的《蓮舟新月圖》等，都是藝術史上的傳世名作。

（南宋·趙伯駒《蓮舟新月圖》）

文學、藝術創(chuàng)作者們何以鐘情于描摹舟游之景，嘆詠舟游之趣，當然不是旅途中恰巧乘坐了這種出行工具，抑或所至之處剛好是江河湖海這樣簡單。事實上，“舟游”作為一種出游方式（而不單單是出行工具），是古代旅行者們有意識的選擇。袁中道就曾說過自己“自戊申以后，率常在舟，于今六年矣。一舟敝，復治一舟”，對乘舟出行的偏愛，可見一斑。

“風光變幻、舒適省力”八個字，是對“舟游”之妙最為通俗卻也切實的概括。

乘舟出行，所見的風物便有了一種移動性，正如朱淑真在《舟行即事》里描繪的一樣，是“山色水光隨地改”，時而青山相對出，時而白水映桃紅，時時流動，日日有新。明末杭州名士聞啟祥曾作《西湖打船啟》，希望召集十個朋友，于十年之間，造十條船。他之所以放棄了自己認為最適合觀覽西湖之勝的山居而為此舉，也是因為“山居看山，向背橫斜，一定不易，而舟則幻。山居剝啄應對猶苦未免，而舟則意東而東、意西而西”。風物的變化，不僅破除了審美對象的單一性，同時也帶來一種移動、不確定的狀態(tài)，更契合“游”這一行為帶給人的心理暗示。

然而，如果只是追求景觀的變化，車馬、轎椅也可以做到，“舟游”讓出行者們情之所鐘之處，還在于其他交通方式不可比擬的舒適度。古時道路條件不佳，車馬難免顛簸，船行則相對平順。同時，船艙的空間較為開敞，居于舟中，可讀書、可靜思、可對弈、可暢飲，行住坐臥任意所如，大大削減了跋涉之苦。

（從《蓮舟新月圖》（局部）中，可以看出舟游者的愜意）

即便是如此舒適愜意的游覽方式，古時的出行者們?nèi)蕴岢隽烁嗟囊螅骸叭恢壑诖蠼玻m汪洋可觀，而其驚怖亦自不少，故樂少而苦多，惟若練若帶之溪，有澄湛之趣，而無風濤之險，乃舟居之最恬適者”（袁中道：《前泛鳧記》），指明要在風平浪靜，毫無驚怖的水域行舟，才可算是樂事，非常明晰地表達出對旅途舒適性的要求。

古人對出游安逸感的追求，可以用精益求精來形容，明末清初張岱的《瑯嬛文集》中錄有一則《游山小啟》，言明出游的準備工作：

凡游以一人司會，備小船、坐氈、茶點、盞箸、香爐、薪米之屬，每謝一簋、一壺、二小菜。游無定所，出無常期，客無限數(shù)。過六人則分坐二舟，有大量則自攜多釀。約×日游×舟次×右啟。某老先生有道。司會某具。

如果說餐具、食材還可算作是必須品，坐氈之屬則純粹是為出游的舒適性服務，至于香爐一類，更是只能起到營造氛圍的作用了，不過有了它們，游覽的規(guī)格自然較普通的出行提高了一個檔次。

這樣的享樂還可以再升級，相傳唐人陶峴曾“置三舟，一載賓客、一載糗糧、一載妓樂”，不僅有賓朋與歡，酒肉可享，更有舞樂伴隨，好不愜意。他的做法一直被后世文人所羨艷，袁宏道甚至把“千金買一舟，舟中置鼓吹一部，妓妾數(shù)人，游閑數(shù)人，泛家浮宅，不知老之將至”視為世間五“真樂”之一。

不可否認，“舟游”也有它的短板。世間風光大美之處，恰位于江河湖海之側的畢竟有限，乘舟出游，享樂的意義勝過于觀光。所以，也有相當?shù)挠握邔@樣的出游行為提出了疑義，明人陳第有言曰：“余游有數(shù)樂焉，自裹糧，寡疾病，不怕死，不戀家。凡世人之游，非真游，若吾乃真游耳。仕宦所至，車馬之所淹，登陟眺聽矣，而仕宦也；商旅所經(jīng)，或時有焉，則商旅矣；江南北人有進香梵宮禪剎之居，則祈福也；山人詞客時時至焉，要以謁貴人，啖名利耳。”在他看來，宦游、商游、祈福游、拜謁游都不可算作真游，以其動機之不純，也以其游覽方式耽于安樂，不可能真正的得趣于山水而忘情于勢利。鄒迪光的表達沒有那么直接，但也認為“不惜杖頭，不計時日，不較遠近，不縈家室”為“游助”，“逐冠蓋，赴宴飲，乏濟勝，喜博弈，群粉黛”為“游病”，取舍之間，不言自明。

不過我們需要注意，即便是在性靈之游最為高舉，出現(xiàn)了徐霞客這樣艱難不懼的職業(yè)旅游者的晚明，“求適”出游觀仍然占據(jù)著主導性的地位。追求一種輕松愉悅的出游體驗，雖然不是“游”字精神本質上的含義，卻是俗世游者想到通過這種行為獲取的東西，夸張一些說，享樂，是出游者的天性。至明清時期，雖然已經(jīng)有了相對豐富的游具設計、游記介紹和出游理論，但限于社會經(jīng)濟條件的發(fā)展，景區(qū)道路交通建設和沿途接待設施條件仍有所局限，往遠離城市的地方出游仍然是一件苦事。潘耒曾評價徐霞客的出游說：“登不必有徑，荒楱密箐，無不穿也。涉不必有津，沖湍惡瀧，無不絕也。峰極危者，以躍而居其巔。洞極邃者，必猿掛蛇行，窮其旁出之實”。這段描述固然是在贊許徐霞客不畏艱辛的精神，不過其邏輯關系在顛倒后同樣成立：很多山水、峰洞，除了披荊斬棘，艱難跋涉之外，別無到達之法。所以，“旅途舒適+風光秀麗”的組合受到的青睞，要遠勝過“旅途艱辛+風光卓絕”許多。

隨著時代的進步，可供選擇的出游形式越來越多樣，不過大體而言，觀光性（本文中的定義偏重于風景的多樣性和獨特性）與舒適度之間，需要有所取舍的情況仍然廣泛存在。用豪華酒店（車廂、游輪），精美餐食及溫泉等特色項目包裝起來的度假類旅游產(chǎn)品依然無法深入更多的山水本身，也無法滿足游客之于探索、冒險的訴求；而真正可以感受自然山川大美的線路，又往往喻示著舟車勞頓，甚至餐宿不繼之苦。

房車旅游的興起，用“應運而生”來形容并不太貼切（畢竟目前的旅游市場中，兩種組合各有擁蹙，矛盾尚未激化），但卻恰到好處地平衡了游客出游選擇中，“風光秀美”與“玩得舒服”這兩大要素。前者毋用贅述，在未來理想情況下，房車出游與自駕車出游一樣，可以隨道路的蔓延到達無限可能之地，風景的移動性與獨特性都能滿足出行者的心理預期。旅途的舒適性更是房車出游的最大賣點，從20世紀20年代，模仿吉普賽人的大篷車，把木結構的簡易房加在T形底盤上，營造出類似居家氛圍的房車開始，經(jīng)過近100年的發(fā)展，人類之于出行舒適度要求的不斷提升已經(jīng)促使房車成為了一個擁有完善休息、餐飲、盥洗設施的獨立空間。

房車的概念，也從一種特別的交通工具，上升豐滿成了一種出游乃至生活形式。2011年，吉尼斯世界記錄授予了一輛名為“午夜騎士”的房車全球最重、最大房車的認證。這輛來自美國的龐然大物長70英尺（約合21.3米）、高13英尺（約合4米）、重22.7噸，可以容納40余人在其中活動，車內(nèi)設有環(huán)繞式立體音響、舞臺等各式娛樂裝備，有“移動夜總會”之稱。回首再看袁宏道“千金買一舟，舟中置鼓吹一部，妓妾數(shù)人，游閑數(shù)人，泛家浮宅，不知老之將至”的形容，兩者對“娛樂在路上”的向往，恰有莫大的相似之處。

房車的興起，并不源于中國，但人之于安適性的追求，卻是從古到今，一脈相承。當風景與舒適不再需要一方妥協(xié)，當“身體享受、心靈自由”的旅行平衡成為可能，房車游這一新型的旅游方式必然會越來越受到大眾游客的青睞，如同千百年前揚帆于碧波上的扁舟一樣，載著喜愛旅游的靈魂，尋找遠方。

   西南院 王雨翌